2025年12月29日刊| 总第4195期
12月26日下午，“北电大讲堂·文学与电影”第二季第二期对谈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
本期以“当‘古道’遇见‘热肠’——中国叙事的当代精神”为主题，汇聚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戴锦华，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以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作家兼导演徐浩峰三位横跨文学批评、小说创作与电影实践的名家。开场由文学系副主任刘小磊主持。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周志军在致辞中，为这场对话奠定了高远的基调。她期待，通过这样的对话，能激发青年学子以光影铭刻时代、以叙事承接文脉的担当。
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主任包宏烈随后致辞，她以诗意的比喻描绘了文学与电影的共生关系：“文学是我们精神的故乡，是深植于文明土壤中盘根错节的古老根系；电影则是这根系上生长出的、迎着时代阳光摇曳的参天大树。”
对谈现场：一场关于叙事未来的激辩
进入对谈环节，在学术主持、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杨蕊的穿针引线下，一场持续三个多小时、深度与锐度并存的思想碰撞徐徐展开，直面全球语境与数字革命下中国叙事的核心焦虑与未来可能。
杨蕊以设问开启了对谈的核心篇章。她将“古道”比喻为支撑叙事的理性骨骼——是规矩、秩序与经年累月积淀下的生存法则；将“热肠”比喻为流淌于叙事血脉中的感性热流——是热血、情义与打破常规的生命激情。
她指出，“古道热肠”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体两面，当下情境，我们正面临秩序重构、情感失语的可能，古道的正定与热肠的真诚同时遭遇空前挑战。此次对谈，正在于探寻在这片精神的裂谷中，中国叙事如何重新锚定其当代坐标。
徐浩峰：“祛魅”的江湖与“假因果”的真实
以冷峻武侠美学独树一帜的徐浩峰，首先援引《文心雕龙》与司马迁的治史精神，指出中国文艺传统向来将高尚人格与天地之美等同，这本身就是一种“道”。
他的创作，如《师父》《箭士柳白猿》，刻意剥离传统武侠的浪漫飞檐，转而聚焦“武行”——一个真实的社会行会组织，以近乎人类学考据的精度，解剖其内部规则、伦理与利益博弈。
他坦言，自己拍的并非快意恩仇的“武侠”，而是严肃的“行业剧”，旨在通过一个微观切片，透视更广阔的社会肌理与人性光谱。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 徐浩峰
针对其作品中主人公常以“落寞背影”收场的诘问，徐浩峰揭示了其叙事策略：这并非悲观，而是一种强调手法。如同欧洲古典悲剧以死亡强化爱情的可贵，他的“落寞”是为了让观众在唏嘘中更深刻地凝视“道”的代价与尊严。
他进一步分享了高级叙事的秘诀——“假因果”。真正的现实主义，恰恰展现人物基于自身误解的逻辑（假因果）去行动，而世界却以另一套真实的逻辑运转，这种错位产生了巨大的戏剧张力与心理真实。
他举例说明，无论是塔可夫斯基的诗意电影，还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者曹雪芹的《红楼梦》，其伟大之处常在于对背景与动机的“不交代”，从而逼近生活本身固有的模糊性与复杂性。
李修文：退守中的“情义”与“退化”的史诗
与徐浩峰的理性解剖形成鲜明对照，李修文将目光投向了秩序废墟上绽放的“热肠”。
他的散文与小说，如《山河袈裟》《猛虎下山》，充满了一种“肉身在场”的澎湃激情。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是被时代大潮拍散的个体，在生活崩塌的边缘，于流浪、放逐中意外地迸发出惊人的情义与尊严。
李修文指出，这种情义并非英雄主义的主动进击，而更像是一种退守中的精神结晶。“当失去成为常态，中国式的情义便成为一剂安顿心灵的药。”他如此阐释。
湖北省作协主席 李修文
在谈及《猛虎下山》的创作时，李修文描绘了一幅令人震撼的“退化”图景：下岗工人退入丛林，家犬退化为野狗般的生存状态。
他认为，这并非简单的怀旧或批判，而是对“发展主义”线性史观的一种沉思。这些被时代列车抛下的人与物，构成了历史的“幽灵”，迫使我们去审视那些被主流叙事遮蔽的代价。
他强调，其写作深受中国古典话本、元杂剧（尤其是水浒戏）的影响，其中多是小人物在阴差阳错、被动承受中完成自己的命运，鲜有西方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觉醒。
这种叙事逻辑，更贴近中国民间对命运的理解——往往是在退无可退的雪夜，或墙角花开的瞬间，完成一种东方式的顿悟与和解。杜甫诗歌中展现的与万物共感的传统，以及其沉入日常的“诗史”精神，是他重要的精神源头。
戴锦华：文明临界点的艺术
作为整场对谈的思想引擎与升华者，戴锦华教授以恢弘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将讨论提升至文明反思的层面。
她首先拆解了“古道热肠”的二元预设，认为其本应是一体化的理想生命状态。她更关注的是，哪些传统资源在今天可能沦为压迫性的“鬼魂”，哪些又能被激活为创造性的“幽灵”。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
面对AI技术带来的空前挑战，戴锦华的分析尤为犀利。她指出，AI最能取代的是基于桥段组合的类型化、套路化写作，这正是好莱坞编剧工会罢工的深层危机。
然而，艺术最核心的价值——源于独特生命体验、身体感受的原创性表达，以及至关重要的批判性思维——是AI目前难以企及的。而这正是人文学科与严肃艺术的立身之本。
戴锦华认为，徐浩峰并非武侠类型的简单延续者，而是以“武行”为切口的社会现实主义作家，其冷峻笔法下是对权力结构与人性矛盾的深刻揭示。李修文的《猛虎下山》则通过“从人到兽”的退化寓言，尖锐地揭示了进步主义神话下被牺牲的群体，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
她强调，在人类可能步入与硅基智慧生命共存的新文明阶段，“身体”（碳基生命独有的体验与脆弱）将成为我们确认自身存在、进行艺术思考的最终依据。
谈及电影的未来，戴锦华充满忧思与希望。她认为，电影面临的真正威胁不是短视频，而是大众文化时代终结后社会的“部落化”与“圈层化”。
电影艺术必须重新追问自身的公共性何在。她深情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界“扔掉戏剧拐棍”“与文学离婚”的激进宣言，对比今日重提文学电影联手的语境巨变，深刻揭示了历史轨道的蜿蜒。
她最后勉励所有创作者：艺术之路无保险，它以大量失败者铺就。若选择以此为己任，追求的应是一份“心安”——那份源自真诚思考、独立创造并敢于面对时代的生命完满感。
共识、交锋与未来召唤
尽管三位大家风格迥异，但整场对谈却呈现出内在共识：真正的创作，无论外表冷热，内核都必须根植于真诚的生命体验、清醒的文化自觉与敏锐的时代诊断，中国叙事的当代创新，必须建立在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之上。
徐浩峰提供的是形式转化的路径——将传统叙事中的伦理结构、仪式框架进行当代转译；李修文实践的是精神接续的道路——让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与民间叙事的志怪智慧在当代作品中重生；戴锦华倡导的则是批判性创造的立场——以现代意识重新激活传统，使其经过省视真正成为应对当代问题的思想资源。
对谈中，戴锦华特别提醒：“我们正在经历文明的转型期，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整体性思维、辩证智慧、意境美学，都可能为人类提供新的叙事可能性。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必须首先成为传统的深刻理解者，然后才能成为它的创造性转化者。”
在AI复制完美、短视频切割注意力的当下，中国叙事的当代精神，恰恰在于勇敢地拥抱复杂性、矛盾性与不确定性。这不是一次怀旧的寻根，而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淬炼。
本次对谈不仅是一场学术交流，更是一次对中国叙事传统的深度梳理与当代思考。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今天，如何让中国叙事传统在当代创作中焕发新生，如何用传统的智慧讲述当代的故事，如何在与世界的对话中确立中国叙事的主体性——这些问题在三个小时的对话中激荡出丰富的思想火花。
本次对谈的完整内容将于近期在爱奇艺、B站等平台上线，以期引发更广泛的社会思考与创作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