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瑞敏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历史性时刻，原创话剧《点翠》完成了一次对民族精神与文化根脉的深沉回望。作为该剧的主演之一，我深深感受到作品所承载的历史重量与时代光芒——它所要呈现的，是一场发生于心灵与信仰层面的“文化抗战”。

《点翠》超越了硝烟弥漫的正面战场，将视角投向文化坚守与精神抵抗的更深维度。剧作家、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凭借其深厚的历史洞察与文学功力，构建了以青年西行之旅为明线、文化存续为暗线的双重叙事结构。这一架构本身即蕴含深刻的美学意图：时代洪流与个人命运交织，地理迁徙与精神成长同步，剧作既具史诗般的开阔格局，亦不乏细腻动人的人物弧光。

剧中所聚焦的老艺术家及青年文化人群像，他们手中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笔、是乐器、是舞台上的唱念做打。他们的抗战，是“不演出”的决绝，是“西行”的薪传，是以文化之火种延续民族之魂。这种“文化抗战”的理念，深刻揭示抗日战争的全民族性与精神层面的多重维度。

在众多角色中，我饰演京剧名伶方玉珩，无疑是全剧精神内核最为集中的体现——其命运深刻诠释着“士之节”与“艺之魂”。方玉珩的形象由三重身份交织而成，共同构成其复合型的悲剧底蕴：

“名伶”之傲。作为享誉中外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骨子里蕴藏着传统艺人的清高与风骨。他视艺术为生命，追求极致与纯粹。面对日方军官高桥宪一，他的拒绝不仅出于民族义愤，更源于对艺术被强权玷污的本能抵抗。他的“息演”，是以艺术家的全部尊严，完成对侵略者最沉默而最有力的抗议。

“慈父”之柔。中年丧妻，独自将女儿方吟抚养成人。他对女儿的爱，深沉而睿智。这份爱，最终让位于一份更宏大的托付：他将女儿与文化象征的点翠头面一同送往大后方。这是一个父亲所能做出的最艰难也最伟大的抉择，意味着他将文化传承的火炬交给了下一代。他劝说方吟离开上海时，近乎恳求，这与他面对日本人时的强硬态度形成巨大反差。这份“柔”，成为他性格中最动人、最具人性光辉的部分。

“士人”之节。超越艺人身份，方玉珩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将气节视若生命，在他身上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精神。他以绝不登台为侵略者演出为抵抗方式，坚守的是乱世之中一个艺术家所能捍卫的最后尊严。他让我们看到，文化不是软弱的呻吟，而是最坚韧的精神铠甲。

这三重身份的统一，铸就了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悲剧性人物：一个想守护艺术纯粹性的名伶，不得不卷入政治；一个想保护女儿平安的慈父，不得不将她推远；一个欲独善其身的士人，最终被外侮的暗箭所击碎。

方玉珩是京剧艺术、传统工艺与士人精神的活的象征，整个故事因他而起。周澎的西行任务、方吟的离开、点翠头面的转移，所有核心情节都围绕如何保护方玉珩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这一主线展开，他是那个“不在场的中心人物”。他的死并非偶然，而是必然。从拒绝演出开始，他就已步上殉道之路。从最初称病不出作为“被动”的坚守，到最后他主动组织义演呼吁上海各界名人一同为抗日救亡捐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完成了从“守护者”到“牺牲者”的升华。他的死，是为文化、为气节、也为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而进行的仪式性献祭。这种“沉默的抗争”是东方美学中极具高级感的悲剧表达。

方玉珩即是“活着的点翠头面”，二者互为映照，构成了一组璀璨而悲壮的文化意象。点翠头面之华美，对应他艺术成就之辉煌；点翠工艺之残忍（取活鸟之羽），隐喻他所处时代之残酷及其最终命运；点翠之永恒蓝色，象征他气节之不朽。他以其生命所捍卫的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活气”。他人格的华彩、命运的悲剧，都与这件头面一样，璀璨夺目，又令人心碎。

《点翠》的排演，绝非一次简单的历史复现。在全球化的当下，文化认同、精神独立与传统价值的现代转化，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命题。这部剧作促使我们反思：何谓文化根脉？如何在时代巨变中守护精神的尊严？方玉珩的抉择与那群热血青年的西行之路，为今天我们探讨文化自信与民族精神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注脚。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传承，更在于创新发展；不仅在于坚守，也在于开放交流。

怀揣敬畏，我期待《点翠》能成为一束烛照历史与当下的光芒，引领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感受那文化烽火中既壮烈、又温暖的永恒力量。（作者为演员、一级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