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中国音乐界最高奖项之一——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国选拔赛仅剩15天，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博士生樊怡凝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放弃驾轻就熟的新创作品《静默之弦》，重拾久未练习的经典之作《春蚕》。面对导师“这你都有把握吗？”的疑问，她眼神坚定：“我想向自己发起挑战！”最终，导师选择了尊重与信任她这种迎难而上、突破自我的勇气。

樊怡凝参加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国复赛

这看似冒险的举动，在著名琵琶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章红艳教授眼中，却折射出当下民乐青年愈发鲜明的个性与多元追求。“如今的毕业生，不再局限于传统路径，”章红艳观察到，“他们为国风游戏配乐、参与国际音乐交流，甚至成为独立音乐人。樊怡凝的选择，是这种变革趋势下的自然体现。”

金钟赛场：从竞技擂台到创新苗圃

在今年竞争激烈的金钟奖全国选拔赛的赛场上，中央音乐学院战绩斐然。其民乐系古筝青年教师苏畅透露，挺进全国复赛的古筝选手中，约五分之一来自该院。苏畅点出民乐系入围选手的备赛要诀：“取法其上，得乎其中。想得100分，得准备120甚至150的实力。”作为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国家级音乐赛事，其赛场上的较量，早已超越单纯的炫技层面。“苦练基本功是所有复赛选手共有的‘基础100分’。

章红艳教授与学生们

争夺那关键的“20分”，章红艳认为核心在于音乐表达，“这正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如何培养学生对音乐更深层的理解与表达呢？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给出的重要答案是：鼓励演奏者投身创作。

章红艳指出，纵观中外音乐史，伟大的作品往往出自杰出的演奏家之手。“西方的肖邦、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李斯特，再看中国的刘天华、阿炳，乃至古代留下乐谱的音乐家，他们首先都是技艺精湛的演奏者。”章红艳认为，近现代音乐专业分工的细化（作曲与演奏分离）虽推动了技术的专精发展，但也带来了局限：“‘专’可能走向‘窄’。纯粹依赖作曲家为乐器创作，或是纯粹要求演奏者“手上功夫溜”，都无法真正推动一门乐器及其艺术的发展。”

基于这一反思，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近年来将培养演奏者的创作能力提升至战略高度，并已形成系统的培养路径：

本科、研究生阶段打基础，要求硕士生学习作曲技术理论，并深化对自身乐器的理解。博士生阶段重产出，博士生有两年专门用于创作学习，必须创作并提交一部作品作为毕业演奏会的一部分。鼓励跨学科拓展： 积极支持学生选修第二专业，拓宽音乐视野和知识结构。

民乐系古筝专业硕士生张雨轩便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与受益者。在导师鼓励下，她攻读了古筝和作曲双学位。在上一届金钟奖舞台上，她大胆演绎了自己的原创作品《赤壁怀古》，获得业界好评。更令人欣喜的是，“后来不少比赛都有人弹奏《赤壁怀古》”，这标志着学生创作开始产生影响力，央音民乐系从“竞技擂台”向“创新苗圃”的转型已见成效。

未来舞台：科技赋能让传统“声”动

所有的创新理念，最终都需在舞台实践中检验。中央音乐学院二胡博士王楚婷的毕业音乐会《未来弦诗》，以一场科技融合的视听盛宴，颠覆了传统民乐演出形式。

“未来弦诗”王楚婷博士毕业音乐会

当经典名曲《空山鸟语》旋律响起，66个环绕音箱构成的5.1声道系统让鸟鸣声在观众席间流动穿梭。一位佩戴AR眼镜的操控者实时捕捉王楚婷的运弓动作，将“声像球体”推送到不同方位。“观众发现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而台上只有我一人。”王楚婷兴奋地描述着这场科技实验。

支撑这些创新实践的，是民乐系对传统根基的深刻认知与坚守。“中国近代音乐先驱刘天华先生百年前就指明了‘国乐改进’之路。他改革技法、教育体系和演奏形式，创作奠基性作品，才让二胡从伴奏乐器登上独奏舞台。没有他的创新，就没有二胡的今天。守文化之根，创时代之新。缺乏对传统的深刻认知，创新就是空壳。”音乐会中经典名曲《空山鸟语》的科技化呈现，正是基于对原曲意境的精准把握。

2023级民乐系博士班原创汇报作品音乐会

更重要的是，这种复合型培养已成民乐系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普遍要求。章红艳介绍：“我们要求博士生必须创作一部作品作为毕业演奏的核心内容。”王楚婷所在博士班的七名学生，均在作曲家王丹红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原创作品。从致敬传统、深挖古韵的作品，到融合科技理念的探索，再到其他形式的新创作，这些作品形式虽有差异，但都植根于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与时代精神的探索。这些实践不仅展示了学生个人才华，更体现了院系在引导学生探索民乐未来可能性方面的系统布局。观众的热烈反响，成为检验这些创新方向与人才培养模式成效的重要标尺。

教学破壁：守正创新的三重突围

“过去，中国民族音乐的曲库跟西方没办法比。”章红艳的感叹，道出了民乐人才培养的三大核心困境——专业资源失衡、训练体系薄弱、传统根基守护不足。如今，这“三重门”后的革新正悄然开启。

困境一：专业资源失衡——破除壁垒均衡机会。长期以来，民乐赛事奖项设置常以琵琶、二胡、古筝等“主要乐器专业（俗称‘大专业’）”为主，三弦、柳琴等相对小众的乐器专业（俗称‘小专业’）因师生比例悬殊及选拔机制问题，难获展示机会。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近年推行改革：比赛选拔时不再按专业内部排名一刀切，而是跨专业调配名额。例如，在此次金钟奖院内选拔时，不再选取综合排名前三名的学生参赛，而是将机会让渡给不同专业的第一名。“小专业在学院内规模虽小，但走出去，他们在本领域仍是顶尖的。”章红艳强调，此举旨在打破壁垒，让“冷门”不冷，均衡资源分配，使各类人才均有机会崭露头角。

困境二：训练体系薄弱——构建阶梯夯实基础。与西方钢琴拥有《车尔尼》等阶梯式教材不同，民乐长期依赖口传心授或零散改编的“练习材料”，缺乏针对性的技术分解训练。“过去可能规定几首曲子一学期学习弹完，现在必须接轨现代标准。”章红艳推动教学改革：

练习曲补技术短板： 要求各专业教研室开发针对性的技术训练体系（如琵琶无名指强化、过弦练习、换把练习等），并陆续出版教材，构建系统化的训练阶梯。

视奏补应用能力： 针对学生进入乐团后面对新谱反应不足的问题（“视奏”指拿到陌生乐谱后即时视谱演奏的能力，是专业乐手的重要素质），强化即时视奏训练。“就像画家的调色板需要七种颜色，”章红艳比喻，“这些训练是为学生夯实必备的‘基础色’能力，弥补体系缺陷，缺一不可”。

困境三：传统根基守护不足——厘清本源固本开新。何为民乐的“传统”？章红艳指出：“中国音乐既古老又年轻，古老是因为民族乐器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历程，年轻则指其真正纳入现代教育体系发展不过几十年。”面对技术浪潮，她持开放态度：主持AI项目分析上千种民族乐器声波特征，解析人工难以捕捉的传统韵味。“不用回避AI，它可帮我们保存音乐基因，守护传统精髓。”同时，为防止学生因追求技术高分而忽视传统韵味，民乐系规定：每学期必考传统曲目。此举倒逼师生共同研习，深挖并守护本专业不可丢失的根脉。学期曲目安排形成“传统”与“当代创作”交替进行的结构框架，确保传统根基稳固，能力发展均衡。

“中国音乐应该遍地开花，”章红艳展望道，“未来的民乐人才更应具备独立思考、研究能力和创作力的综合素养。”

当金钟奖的余韵渐消，当毕业音乐会的灯光暗下，新一代民乐人带着敬畏与勇气继续前行：樊怡凝继续在琴房潜心打磨技艺，攀登新的艺术高峰；王楚婷投身于探索民乐在数字时代的全新表达范式与文化影响力，更多人则在守正创新的平衡木上，跃向国乐新生的广阔天地。三重门后，道路已在脚下铺展。（谭思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