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电影网专稿在中国电影的长廊中，总有一些作品以真实的力量穿透时光，让历史的回响在当代依然振聋发聩。电影便是这样一部聚焦藏族红军战士传奇人生的作品。

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主人公从寺庙小扎巴到杰出藏族革命家的蜕变轨迹，用影像为观众铺展开一段关于信仰觉醒与人生选择的壮阔史诗。本期节目邀请到《天宝》导演，一同探寻这部影片背后的创作初心、艺术表达与精神内核。

电影《天宝》以红军长征中的真实人物——藏族代表天宝为原型，讲述了一段跨越时代的革命往事。谈及创作初衷，导演刘劲坦言，天宝身上的三个特质深深打动了他，成为开启这场创作之旅的钥匙。

第一个特质，是天宝从“扎巴”到“红军战士”的毅然蜕变。主人公桑吉悦希本是寺庙中的小扎巴，日复一日在酥油灯前诵经修行。红军的到来，如一道光照亮了他闭塞的世界，让他看到了一群“为天下老百姓打天下”的人，于是他毅然蜕下僧袍，加入红军，踏上了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这种在时代洪流中冲破固有身份束缚的勇气，成为人物最鲜明的底色。

第二个特质，源于一段独特的历史记忆——毛主席为他取汉名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桑吉悦希在中央党校民族班学习，被任命为班长。一次课后，毛主席与学员聊天时，觉得“桑吉悦希”名字过长，询问其含义。桑吉悦希解释，这是活佛所取，“桑吉”意为“佛祖”，“悦希”意为“宝贝”，并认为带有封建迷信色彩。毛主席听后，联想到“物华天宝”的古语，为他取名“天宝”。这一细节不仅是毛主席唯一为藏族红军取的汉族名字，更象征着民族交融与革命信仰的结合，赋予了人物独特的历史印记。

第三个特质，是天宝将毕生奉献于家乡与革命的赤诚。他在西藏、四川等地长期工作，最终成长为党培养的杰出藏族革命家。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人生轨迹，展现了革命者与故土、与人民的深厚联结，也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

传记电影的创作难点，在于如何将漫长的人生浓缩为有限的影像。对于天宝的传奇经历，主创团队以“信仰的演变”为核心线索，进行了精准的取舍与提炼。

第一阶段是“觉醒前的迷茫”。作为寺庙中的小扎巴，桑吉悦希最初的信仰局限于宗教范畴，认为苦难源于“修行不够”，试图通过磕长头、念经寻求解脱。这一时期的他，对外部世界缺乏认知，人生目标被宗教仪式所束缚。

第二阶段是“思想的觉醒”。红军的到来，如同一道惊雷打破了他的认知。这支“精神状态极好”“为天下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让他看到了与寺庙中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新思想的冲击，让他开始反思自身的信仰，萌发了对革命的向往。

第三阶段是“蜕变后的奉献”。1935年参加红军后，天宝三过草地、抵达延安，最终响应毛主席“为解放藏族地区发挥作用”的号召，回到家乡投身革命工作。这一阶段被主创团队视为他“人生最辉煌、最精彩的阶段”，集中展现了他从宗教信徒到革命战士的彻底转变。

为了突出这一脉络，影片采用非线性结构，对无关主线的内容“大篇幅省略”，对关键节点“浓墨重彩”。这种取舍不仅让叙事更加紧凑，更让观众清晰感受到信仰如何推动一个人完成跨越时代的蜕变。

影片全程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实景拍摄，为还原历史场景带来了巨大挑战。剧组的拍摄地平均海拔最低2700米，最高达4500米，每日往返拍摄点需驱车两三个小时，且路况极差。高原反应、恶劣天气、设备运输困难等问题，时刻考验着团队的耐力与意志。

导演刘劲回忆，在拍摄大藏寺一场戏时，一名服装员因缺氧晕倒，“再晚到医院两个小时就抢救不过来了”。这样的经历，让主创团队深刻体会到当年红军长征时的艰难——在高原上，即使是平地行走100米都异常吃力，更遑论红军在沼泽、雪山中负重前行。

然而，实景拍摄的“苦”也转化为创作的“甜”。演员们在真实的高原环境中，无需刻意表演便能展现出与历史人物相通的疲惫与坚韧。草英牺牲的戏、沼泽地行军的戏，都因环境的真实而更具感染力。刘劲坦言：“这种艰难险阻，这种与生命极限的挑战，正是信仰力量的体现。”实景拍摄不仅还原了历史场景，更让剧组在亲身体验中理解了革命者的精神世界。

刘劲认为，影片传递的核心是“人不能没有信仰，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能没有理想”。天宝从宗教信仰到革命信仰的转变，展现了人类面对苦难时的“最光辉的选择”——超越个人得失，追求更宏大的价值。这种精神，与当代青年追求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的诉求相呼应，让“信仰”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感可知的人生动力。